胡堡冬方苞与戴名世的交往

方苞和戴名世都是“桐城派”的开山鼻祖,清代的文学巨匠。然而,此前两人却并不相识。方苞家因曾祖方大美在明季桐城发生汪黄民变,避乱侨居江宁府的上元县,至方苞已是四代定居上元土街,只因科考而保留了桐城籍;戴名世则不然,他是土生土长于桐城,后来因文名大震才引起方苞的注意。

康熙三十年(1691),方苞与戴名世相识,至康熙五十年(1771)《南山集》案发,他们整整相交二十年,可谓是惺惺相惜,情深义笃。那时,方苞还未应乡试中举人,在家乡也没有什么文友和熟人,对家乡桐城很是陌生呢。到了康熙二十五年(1686),方苞回乡应试,这才认识了桐城的刘祖辉和宿松县的朱书。而此时的戴名世已是时文高手了,大凡他写的文章还未脱手,就已有书商等待刊印了,所以,方苞很早就听说家乡桐城有个戴名世。及至他们在金陵相遇,可谓相见恨晚。戴名世对方苞说:“吾胸中有书数百卷,其出也,自忖将有异于人,非屏居深山,足衣食,使一无所累,而一其志于斯,未能诱而出之也。”戴名世并不想在科举上捞取什么功名,只为胸藏数百卷书稿要写出来在发愁,所以,他一直想找一个安静的地方隐居,安心地写作,对此,方苞十分地理解和支持。

康熙四十年,戴名世把十多年积蓄的卖文钱,在家乡孔城镇的砚庄盖了一所房子,买了五十亩地,并为当地百姓修了一座南山桥,打算在此隐居,著书立说。第二年,戴名世就从江宁迁居回了家乡,也就是这一年,门人尤云鹗刊印了他的古文,并取名《南山集》。

康熙三十九年,方苞会试失利,在恩师高裔的督促下,正在复习准备再次应试。这时,不知是受戴名世之请还是门人之约,方苞写了《南山集序》。在序文中,方苞指出《南山集》中的文章,大多是戴名世回到家乡桐城之前所写,用现在这个居住地命名,是表明他归隐家乡的意愿。方苞对戴名世极为推崇,他说:“我现在看到和听到当今的学者中,能和古人并列的还没有,才学能达到古人成就的,仅有几人,但没有哪一个能超越戴名世。”

康熙四十五年春,方苞应礼部试,会试中第四名,五年之后,即,康熙五十年(1771)左都御史赵申乔疏劾翰林院编修戴名世,在《南山集》中“语多狂悖”而案发。此案来得突然,有人说赵申乔是泄私愤,也有史学家认为这是康熙借此打击江南的知识精英,一时间朝野震惊。《南山集》案牵涉到江南桐城方、戴两大文化家族,故又称“桐城方、戴两家书案”。在《孑遗录》中戴名世引用了同乡前辈方孝标的《滇黔纪闻》,因此,已故多年的方孝标也受牵连,被列入该案,而遭到开棺扬骨挫尸之处罚。方苞因给该书作序,又是方孝标族孙,刑部认定他犯有“诽谤朝廷”之罪,处绞立决。

方苞被捕下狱后,遇到了很多人的营救和帮助。大学士李光地极力与康熙皇帝斡旋,始得康熙皇帝亲笔批示“方苞学问天下莫不闻”,遂免死出狱,以平民身份入南书房作皇帝的文学侍从。狱中现实,让方苞对清朝黑暗腐败的司法有了深刻的认识。后来,方苞将狱中所见所闻,写成了千古名篇《狱中杂记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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